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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木棉官网_存史资政 团结育人——三届全国政协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实

2020-01-11 16:41:43

金木棉官网_存史资政 团结育人——三届全国政协开创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纪实

金木棉官网,1961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了一次关于文史资料工作的论坛。陈毅在论坛上讲话。

CPPCC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当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后倡导和培育的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重要工作。这也是CPPCC各级组织的常规和基本工作。它在历史保存、捐赠、团结和教育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作用。

■开展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工作

1959年4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之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专门为60多岁的CPPCC委员举行了一次茶话会,并发表了一篇倡导发展文史资料的讲话。他诚恳地要求“60岁以上的成员能够把他们的知识和经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他指出,“自1898年改革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应该从各个方面记录下来...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十年了。如果我们不抓紧时间,一些历史资料将无法收集。”

周恩来从一开始就为CPPCC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从最落后到最先进,我们必须记录它们,并有勇气揭露旧的东西……”他强调说,“揭露旧事,让子孙后代知道旧根,这样历史就不会被切断。”他指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注意这项工作的组织,并在成立工作组时“成立一个收集历史资料的小组”。他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会成员的热烈支持和响应。

5月1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文史资料工作机构——CPPCC文史资料研究全国委员会。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委员会主席,李根源、王世英、杨东春、沈伯春和顾颉刚担任副主席,王项伯和其他40名委员。7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研究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举行首次会议。会议采用了委员会的工作方法,确定了规划、组织和促进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员和有关人员收集、撰写和研究我国近代史资料的任务。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和外交资料、经济、文化、社会和华侨资料,以及其他有关历史资料和文物。历史文化资料的作者必须是亲自参与或听说过相关历史事件的人,并能使用回忆录或其他形式。所写的事实和内容必须真实具体,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与几个人合作进行。作者主要是自己写材料。如果他不能自己写材料,委员会可以派人来写。

随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研究委员会全国委员会的成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开始向CPPCC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从那时起,收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献和历史资料已成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项基本工作。

■将“催化剂”注入文学和历史数据工作

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学与历史会议。会议审议了《全国文史信息工作概况》、《关于文史信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北洋政府时期史料收集的意见》、《辛亥革命史料收集总结》等文件。就文史信息工作的方针、任务、意义和作用进行了深入讨论,达成共识。会议提出,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为历史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阐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获得关于旧中国历史各个方面的许多生动具体的知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同时,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可以团结全国一大批有经验的老年人,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使他们有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方式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这次会议对进一步推进文史资料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文史资料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在总结三年多文史资料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规定了文史资料工作的基本原则、原则和工作方法。可以说,这为文学和历史数据的发展注入了“催化剂”。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研究委员会全国委员会组织策划了文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手稿一直在流动。到1959年底,它已经收到了200多万字的各种材料。因此,1960年1月出版了中华书局出版的第一部《文史资料集》,并在国内发行。1960年下半年,为了纪念1911年革命50周年,收集并出版了关于1911年革命的专门史料,动员了在1911年革命期间有个人经历和知识的各界人士撰写回忆录。“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文史资料情况已经形成:全国政协共收集了约1.1亿字的各种史料,出版了55卷《文史资料选编》和6卷《辛亥革命回忆录》。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收集了约1亿字的文史资料,出版了19种文史资料选编。已出版的文献史料和回忆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美国文史资料“三亲戚”专员

在文史资料的收集、保存、研究和出版中,有一群人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文学和历史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的工作是由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起和实施的一项重大举措。这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一项特殊工作,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一项制度安排。

1961年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专员公署以周恩来的名义成立。其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办公厅,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指导。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如下:一是撰写“三亲”史料(个人经历、个人观点和个人新闻);第二,收集各行各业的历史数据;第三是回顾贡献。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学历史书。

1959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次赦免了前国民党和伪满洲国战犯。1961年2月8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就第一批赦免战犯溥仪、杜余明等的情况和安排作出指示:“北京七人(溥仪、杜余明、王吴耀、宋锡联、周振强、郑廷基、杨伯涛)的第一步,将被任命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1959年9月至1975年3月,中共中央赦免了7批战犯,其中20多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他们在搜集和出版文学历史资料,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这些文史专员包括从清朝末代皇帝到国民党前高级将领,从历史名人到重要统战目标的亲属等。他们中的大多数经历了许多变迁和丰富的经验,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各种各样的经验和专长,有些人还成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各自的领域具有很强的社会代表性。

他们大多数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在前任CPPCC全国委员会领导的关心和帮助下,他们先后撰写、收集、审阅、研究和整理了数亿字的文史资料和手稿。他们协助编辑了《文史资料选编》、《红军长征》、《前国民党高级将领抗日战争编年史》、《淮海战役编年史》、《辽沈战役编年史》、《平津战役编年史》等一系列特殊史料。

他们通过撰写回忆文章揭示、澄清和修改了大量重要的历史事实。一些长期被掩盖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能够再次看到光明。如杜余明的长篇《蒋介石对龙云的定居》、邱项星的《洛阳战役姜军建纪实》、溥仪的《我的前半生》、沈醉的《军制内部》等,一经出版,就引起了社会的热烈反响。溥杰、宋锡联、文强、杨伯涛等人写的回忆录或自传也成为畅销书。正如著名历史学家胡生所说:“他们描述的往往是别人不可能知道的细节。有些数据可以被视为某一领域的代表性和典型材料。”

作为CPPCC早期文史资料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独特力量,文史专员对CPPCC文史资料工作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年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史资料事业从未存在过,并不断发展壮大,取得丰硕成果。它形成了宏伟的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产品,极大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物质基础,在“保存历史、提供资源、团结教育人民”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做出了特殊贡献。